高秉坊(1890-1970年)，字春如，山东省博山人，中国所得税的创始人。1919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后，回山东任济南模范林业局长。高秉坊深入荒山僻岭，依靠山区农民，兴办林场，绿化铁路沿线等等。高秉坊为山东的绿化事业作出了贡献。这里讲的是他创办所得税，并因此得罪权贵而入狱的事情。
相识孔祥熙，创办所得税
一战结束后，北洋政府根据巴黎和会上签定的有关条约，要求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的青岛归还中国。为此，政府专门成立了鲁案善后督办公署，专司接收善后事宜。孔祥熙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高秉坊在该处任科长。高秉坊为人憨直，办事干练，勇于负责，因此颇得孔祥熙赏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孔祥熙就任实业部长，高随孔到实业部任职，担任总务司司长。后来，孔祥熙继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高秉坊则为财政部赋税司司长。
在财政部内，赋税司职责是管理全国赋税，但实际上有职无权，没有赋税的实际征收权。因为，盐税有盐政司和盐务总局主管，关税有关务署负责，货物税有货物署掌管，田赋及其他地方财政由各省各自为政。国民政府在赋税管理上是如此混乱，莫不怪社会上称“国民党(政府)税多”。高秉坊受命担任所得税处主任之后，首先针对当时各地军阀割据、政令不统一、各行其事的混乱状态，从整理地方捐税、财政入手，逐步设立所得税办事机构，亲自主持制定了《所得税暂行条例》、《所得税实施细则》，经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公布全国，自1936年10月1日起执行。
与此同时，高秉坊大胆起用有文化和专业知识的人才，摒弃旧官场任人唯亲的陋习，改用公开招考办法。他提请设立所得税人员训练班，培训高级税务人员。每次办训练班和讲座，聘请学者、专家授课，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提出“廉、能、勤、毅”的税训，作为税务人员的工作、生活规范。
在征收所得税的方法上，高秉坊主张改革旧税局自征自收模式，实行稽征与收款绝对分开，即：税局负责核定的纳税额、填发通知单，由纳税人持单直接向征收税款的银行或邮局交纳，当天转入帐户。这样，既可保征税款及时入库，又预防了个别税务部门截留税款甚至税务员贪污等弊端，为国民政府后来实行公库法奠定了基础。
所得税的征收效果不错，为增加国家财政立了大功。由于高秉坊负责所得税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见成效的所得税工作亦为前方战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和财力支持。
后来，国民政府规定每年的7月1日为“直接税节”。所得税的开征和“直接税节”的产生都与高秉坊有着密切联系，他对“直接税节”甚为看重，自命为“七一老人”。以一个专业部门命名节日，并举办庆祝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由此可见所得税的征收成效之显著，很受国民政府的重视。
结怨CC系，厄运突降
所得税愈来愈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也引起一些别有用心人的觊觎。1945年2月，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以直接税署长高秉坊与人串通舞弊，挪用公款经商等理由，命令财政部长将高撤职，送交重庆地方实验法院查办。
高秉坊真的犯有上述罪行？
高秉坊确实没有犯什么案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有案可稽、有证可查。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秉公办事、尽职尽责的他得罪了当时政治上把持一切的CC系(其首脑便是大名鼎鼎的陈果夫)，难怪厄运降临。
在陈果夫眼里，高秉坊是孔祥熙的人。此时，陈与孔祥熙争夺国家政权斗争日趋激烈，高秉坊又为孔祥熙添了所得税这样一份业绩，这就使陈产生除掉高秉坊，剪除孔祥熙羽翼的念头。
其实不仅如此，高秉坊结怨陈果夫由来已久。陈在当时国民党中央以中央政治大学把持政治大计，不但CC系的嫡系由此出身，就是高考合格人员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后，也必须再到中央政治大学受半年的复训，接受CC系的“洗脑”，才能进入政界。现在高秉坊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另搞出个税训班，不是要和陈果夫分庭抗礼吗？陈更是无法容忍。
还有，1942年国民政府将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合并于直接税统一征收。当时，CC系曾派人和高秉坊商量，以四川省六个分局长担有任务，希望保留他们的分局长职务。偏偏高秉坊是个秉性率直的人，坚持考试合格者才能留下。结果，那六个局长中有五个考试不合格被撤掉了。由此，CC系对高秉坊是恨之入骨。
陈果夫自然不肯就此罢休，就指使CC系掌握的特务捏造证据，诬陷高秉坊犯“贪污”罪，并伺机向蒋介石进谗，诬陷高秉坊植党跋扈，有图谋不轨之心。
法庭力争，舆论哗然
1945年5月5日，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公开审理此案。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担任高秉坊的辩护律师，旁听者除了一些记者外，还有社会贤达沈钧儒等人，而公诉人却没有到场。CC系控制下的法院无视章士钊律师的有力辩护和无罪物证，将高秉坊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判决结果一出来，高秉坊连呼：“冤枉，冤枉……”高秉坊冤案一时轰动全国，社会舆论哗然。各大报纸纷纷以头号醒目大字标题巨幅登载，街谈巷议均认为高秉坊冤枉。丁惟汾、孔德成等知名人士代表山东同乡会、社会贤达吴蕴初、李烛尘等代表迁川工厂等19个团体，义愤填膺，相继上书最高法院，呼吁保障人权。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闻之，当即质问负责审讯的重庆地方实验法院院长等人：“对高秉坊一案如此审理，司法之尊严何在？”章士钊得知判决结果，拍案怒斥：“证据确实、充分，完全能证实高秉坊无罪。如此暗无天日，要这部六法全书尚有何用？”后来，他在《高春如冤狱记书后》写到：“计其时大小官吏靡不贪，独此署长为山东博山人，衣履不整，齐气甚重，而贸贸然以‘税新人新精神新’相标榜，与天下共指目为阴贼险狠之CC派为敌，号曰不贪，不可能假。”对高秉坊的为人作了高度评价。
孔祥熙此时在美国，听到高秉坊被宣判死刑的消息为之一震，亦意识到CC系如此对待高秉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于是托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情，赫尔利找到蒋介石婉言判高秉坊死刑有欠民主。
1946年1月29日，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开庭再审，虽然社会舆论偏向高秉坊，但是在CC系的强大压力下，高仍被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高秉坊虽自认无罪，无奈社会黑暗，冤狱已成，只好忍辱服刑。
蒙怨入狱，教化犯人
在监狱里，高秉坊虽然能忍受生活的艰苦，但更难以忍受的是寂寞。他明显变老了。当时同监的犯人大多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高秉坊遂与稍有文化者商议，共同在监狱里进行扫盲教育，这样既可有益于人，又可聊解寂寞。他的想法得到了监狱长的支持。高秉坊根据监狱的实际情况，先开识字班，再开读书班。后来，又东借西凑来各种书籍，办起了监狱小图书室。犯人缺乏适用教材，他又亲自动手，编成人千字课本。他所编的教材被四川省高等法院通令各监狱作教材，当时还有其他地方的监狱来电索要样本。由于高秉坊编的教材适用，教学方法得当，教学工作耐心细致，全监读完千字课本者达百人以上，基本脱盲。同时，高秉坊还积极参加生病犯人的护理工作，生病的犯人，大多得到他捐来的医药救助。在他的教导下，很多犯人受到感化。1949年1月，高秉坊获司法行政部通令嘉奖一次。
提前出狱，走向新生
1949年11月25日，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逼近重庆，国民党政府崩溃在即，高秉坊才被国民政府释放出狱。
噩梦过后，迎来的是满天霞光。1950年7月，高秉坊踏着如年轻人般轻快的脚步，来到中南区驻武汉的中南税务管理局工作。他翻开该局所编内部公报《中南税务》第一卷创刊号。一段文字蓦地跳入高秉坊的视线：高秉坊先生系中国直接税创办人，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而遭国民党反动派陷害，直到解放始行出狱。此次受中南财委特聘，于七月一日来本局襄办税政。
读罢这段文字，高秉坊顿时热泪盈眶，半晌，他才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共产党呵！”
